从电影到小说，西班牙国宝级导演阿莫多瓦诠释的女性力量与爱

2025年3月，西班牙国宝级导演佩德罗・阿莫多瓦的首部短篇故事集《最后一个梦》的中文简体版正式引进，这或许也是他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。书中收录的十二个故事，最早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它们不仅是阿莫多瓦电影创作的源头活水，有的浓缩了日后某部电影的雏形，有的创造了贯穿几部电影的主人公。《最后一个梦》更是记录了阿莫多瓦在母亲去世后所经历的心理失落，以此命名全书，也是为了纪念母亲。

5月11日母亲节当天，北京方所书店举办了一场分享会，邀请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周舟、西班牙语译者汪天艾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雨童，与读者们面对面分享她们阅读、观看阿莫多瓦作品的经历，一同探寻阿莫多瓦镜头下女性的奥秘。

《最后一个梦》分享会现场

初遇阿莫多瓦，被其独特魅力所震撼

汪天艾作为活动主持人，首先分享了自己与阿莫多瓦的缘分。对于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而言，阿莫多瓦的电影是绝佳的练习听力材料。在大学时代，她便开始接触阿莫多瓦的电影，其中《回归》是她重看次数最多的电影，因为它完美契合了汪天艾当年心中对西班牙最乡土、最外省的想象。

王雨童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阿莫多瓦的电影是在北影节上，当时她刚来北京上大学，对阿莫多瓦并不了解。看完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》后，她感到特别震撼，此前从未想过导演能用这种方式拍电影，电影中洋溢着强烈的生命力。最初没完全看懂，但随着不断重看、重读以及观看更多阿莫多瓦的作品，她发现阿莫多瓦称得上伟大的导演，极大提高了她对好电影的认知标准。她尤其喜爱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》和《我的秘密之花》，认为这两部电影表达了女人该如何在生命的痛苦中，一边崩溃一边充满活力地前行，一边失去一边给予的主题。

周舟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阿莫多瓦的电影，当时《捆着我，绑着我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部影片肆无忌惮地冲撞世界，展现了90年代艺术电影的时代精神。她还推荐大家观看阿莫多瓦的《隔壁房间》，这是一部看起来不太像阿莫多瓦风格的作品，对比之下能发现阿莫多瓦在不同阶段的创作变化，即便减去了奇情、禁忌等元素，依然十分精彩。

电影与故事紧密相连，展现真诚自我

在分享会中，嘉宾们深入探讨了阿莫多瓦的电影与他的短篇故事集《最后一个梦》之间的联系。阿莫多瓦在前言中提到，他不区分题材，一切皆为故事，这些故事与他的电影、生活紧密相连。例如书中的第一个故事《拜访》，就与电影《不良教育》构成了影中影，电影里拍摄的电影也叫《拜访》。

周舟认为，《拜访》放在第一篇并非偶然，它涵盖了阿莫多瓦的诸多核心要素，如性别身份和生理身份，这些成为关键的叙事引子，引领故事发展，也渗透到阿莫多瓦的其他电影中。她还提到阿莫多瓦的先锋性体现在酷儿电影上，他通过镜头对准LGBT群体，表达反压迫以及性别流动的理念，而这种性别塑造并非作假伪装，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包括生理、社会环境、文化、权力关系等。

《不良教育》剧照

王雨童表示，《最后一个梦》让她看到了一个与电影中不太一样的、陌生的阿莫多瓦。在电影中，他擅长造型，情节热闹喧闹，表演用力。但作为小说家，他显得真诚、质朴甚至笨拙。这或许是因为阿莫多瓦对文字与影像两种媒介的定位不同，自幼喜爱写作的他，将文字视为最坦诚、无阻碍的沟通方式，这些故事更像是初始文本、原始文本，在其中他展现了一个不太自信、害怕孤独、自我怀疑的形象，十分珍贵。

汪天艾补充道，书中多篇故事谈到镜子，这涉及自我认知的过程，包括性别流动、装扮等，与西班牙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。阿莫多瓦需要用力去完成自我认知，而文字成为他剥开外壳，审视自我，展现真诚自我的方式。

西班牙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阿莫多瓦

阿莫多瓦的成长经历与西班牙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，这也深刻影响了他的作品创作。汪天艾介绍，阿莫多瓦出生于1949年，当时佛朗哥统治已进入第十个年头。西班牙内战后，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统治，得到了保守的天主教势力、保皇派以及右翼军队势力等的支持，而民选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方则包括无政府主义者、左翼知识分子、西班牙共产党等。战争结束后，西班牙成为唯一被法西斯政权扶持却未倒台的国家，遭受国际社会封锁，经济陷入困境，尤其是阿莫多瓦所生活的拉曼查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，土地贫瘠，生活艰难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阿莫多瓦从小看到的是村子里留守的女性如何坚韧地支撑起家庭，然而西班牙又是一个大男子主义严重的国家，这种矛盾的现象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，也使得他的电影中常常出现全女社会，女性成为小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，而男性要么缺席，要么带来威胁。

1959年后，西班牙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，经济开始发展。阿莫多瓦在60年代末来到马德里，虽未能进入电影学院，但他凭借对电影的热爱，自学成才。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，马德里成为西班牙先锋文化的前沿阵地，阿莫多瓦也将从自我体认、自我挑战到自我接受的过程融入电影创作中，帮助观众完成自我认识。

周舟指出，作为异国观众，我们最初可能只是觉得阿莫多瓦的电影放浪形骸，但了解西班牙历史后，才能明白其中针对的现实。王雨童提到阿莫多瓦的第一部长篇电影《路西、邦、佩比和其他的女孩》，它拍摄于80年代佛朗哥阴影犹在的时代，体现了与前一代电影人完全不同的姿态。阿莫多瓦不承认佛朗哥时代的存在，他通过讽刺而非批判的方式，带来欢笑与颠覆，这种方式比直接批判更具力量。

作品风格转变与后现代主义特质

阿莫多瓦的创作经历了从早期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到逐渐回归自我、关注内心与亲情的变化。周舟认为，阿莫多瓦早期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电影元素，如美国邪典电影、法国新浪潮、30年代好莱坞经典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拼贴、混搭的特征。他不断塑造自己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。《回归》则是他真正回归自我、回归乡村、回归依恋女性的作品。

王雨童提到，尽管阿莫多瓦的电影中有女性议题、平权议题等元素，但他与身份政治运动保持距离，只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对了解的事情发声，这种审慎的态度使他既不属于主流叙事，也不属于身份政治叙事。

母亲形象与女性力量的刻画

母亲形象贯穿阿莫多瓦的作品，成为其创作的核心与灵感源泉。汪天艾讲述，阿莫多瓦的母亲在世时，会替邻居编造信件内容，以读出邻居想听到的东西来替他们回信。母亲去世时，希望子女们不要穿鞋，轻盈地去往另一个地方。电影《回归》中，鬼魂回来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这种对生死、亲情的质朴观念在阿莫多瓦的作品中不断呈现。

周舟分享了电影《隔壁房间》中的一个情节，蒂尔达・斯文顿一人饰母女二人，通过巧妙的镜头设计展现了生命的神奇与成为母亲的意义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动落泪。